空房子

我在历史的烟尘中拨弄那些还未散尽的灰烬,希望能拍出中国由弱到强所经历的那些不能忘却的事件,成为今天世界的寓言。在这之前,我的艺术始终是残缺的。

1964年,在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下,发生了“北部湾事件”,引起了中国高层的高度紧张,于是开始了长达14年的第三条防线的建设,简称三线建设。具体讲就是以前苏联和美国为假想敌,将中国延陆地边境和沿海地区成为一线,津京地区与中原地区称为二线,而离一、二线最远的大西南地区以及与之相邻的共11个省的崇山峻岭、高山峡谷地区称为三线。三线建设就是把一、二线地区重要的国防工业和与之配套的基础工业和科研单位搬到三线地区。同时是以“支援三线建设”为口号的百万移民。这可以说是中国建国以后最大的一次非意识形态的国家行为。

今天,离三线建设结束也有整整三十年了,当年的“假想敌”也不存在了。而当年那些三线厂去哪里了呢?现在一般有三种情况:一种是直接生产枪炮的工厂基本上都停产了、第二种是与之配套的能源和基础工业转变职能仍在挖山不止,继续为今天的经济建设服务、第三种就是那些依然保密的工厂在产业调整中回迁原籍。那么人呢?

那年,当妻子跨越大半个中国,在丈夫被送进秘密工厂以前,找到他,原上海最年轻的空气动力学工程师,她劝他逃走,丈夫拒绝。妻子绝望地说,你曾以上天的名义说出誓言,与我结合,成为一体,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工程师说,可我对祖国也有誓言。

那天,离开三线20年以后,女儿接到通知,因修高速公路要搬迁父亲埋在大凉山的坟墓。女儿喊,那是爸爸的墓碑,人们跑过去挖开一看,下面却只有一截铁轨和一个毛泽东的像章。那一刻女儿和人们同时被震骇。一个老人走来,伸手轻轻将像章和铁轨重新盖上,说:“当年他是掉到大渡河里死的,修成昆铁路,哪儿去找尸首哟!”

那秒,就像那攀枝花那满树的红艳艳的花灿烂地开放。他终于吻了她。心里不断地颤抖,热血澎湃。他很自尊,又很压抑,不像他的同事们那样把工厂周围的农村女孩弄的一个不留。她是来慰问演出的文工团团员。他带她到了他的宿舍,看了他那堆满图纸的生活,结果,他被判了15年。因为他被告之:她是女特务。

我记得20年前的同一天,同样下着沥沥的春雨,我与一个同在三线工作的女孩,背靠着宿舍走廊的红砖墙上,我问她:你为什么不是女特务?她很迷惑:为何?我说:如果你是女特务就可以对我施美人计。我就可以“将计就计”,拿一些废图纸给你,又抱得美人归,多好。你想的美,女孩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如今,可能她早已为人妇了,但那双明目却常常在脑海里记忆。有诗为证:

-你的眼波在天空忧郁的深处

  你眼睛在哪儿呢?

-你的吻香越过田野滚滚而来

  你的嘴唇在哪儿呢?

三线,永远的三线,我一直在寻找你,从2004年春开始,我就扛着那些沉重的摄影器材,开始了寻找三线的慢慢长路。

20037月,我和魏育新在成都龙泉洛带镇偶然拍得《宿舍》

20045月,我和何军与罗莉、马军一起,走了四川的巩县,李社,云南的盐津,拍了《花样年华》、《乡村教师》、《老墙》、《教室》、《员工宿舍》、《女孩》、《阳台》等作品。

20047月,我和何军、郑姐、魏总、马斌,罗莉一起,走了四川的雅安,石棉,拍了《废区里的歌剧》、《东风隧道》、《石棉总厂》、《屋子里坐着的人》、《糊满旧报纸的小屋》、《后代》等作品。

200411月,我和杨子浪、邓正龙、陈师、舒小莉一起,走了四川的宜宾,云南的盐津、昭通,贵州的威宁、六盘水(水城和盘县),最后到了云南的昆明。拍了《水城》、《一石激浪》、《盐津》、《忧伤》、《十字路口》、《车间》、《索桥I》等作品。

2005年春节,我和李阳,杨子浪一起,走了云南的大理,四川的攀枝花、凉山、石棉、雅安,成都,拍了《洗矿池》、《交叉线》、《老机床》、《钢锅车》、《炉火》等作品。

20055月,我与李阳,姜商波一起,走了四川的渠县、万源、达县、巴中、阆中,拍了《索桥II》、《水中桥》、《捡矿渣的人们》、《理发店》、《电影院》、《卫生院》、《父亲》、《人民会场》、《石磨坊》、《休息》等作品。

2006年春节,我与李阳,何崇岳、朱岩魏育新、李书记、周师一起走了重庆,贵州的遵义、贵阳、花溪、六盘水、威宁,云南的会泽、巧家,四川的攀枝花、凉山、宜宾、巩县等,拍了《雾矿》、《矿山边的水中桥》、《青红》、《水钢》、《碎矿车》、《矿场》、《钢厂火车》、《威宁水厂》、《礼堂》、《贵钢》以及一套黑白2212×20三线,其中有《金沙》等作品。

200610月,我与李阳,孟月,陈惠,裴晶梅一起,从北京出发,经河北、河南,走了洛阳、西安、宝鸡、凤县、陈仓,甘肃的天水,宁夏的白银,陕西的神木。再经山西,拍了《宿舍外的路口》、《凤县焦厂》、《被卖的厂》、《下楼梯的女人》、《天水桥》、《神木》、《戏剧》、《陈仓小学》、《洛阳钢厂》、《火车》、《早上》、《选媒厂》、《工友》、《厂区宿舍门前的小摊》、《钢锭》、《白银》、《变成仓库的厂房》等作品。

200710月,我与朱岩、李丛之、关玺、李阳,郭郁一起,从北京出发,经河南河北,走了山西的长治、临汾,吉县,陕西的延安、榆林,拍了《烟尘》、《雨过天晴》、《玉米地》、《应急池》、《点将台》、《红》、《宣传牌》、《路灯》、《十字池》等作品。

2008年元月,我与杨子浪、姜商波、李丛之、杨扬、李阳、梁娟、戴路、郭瑾、周正军、关玺、何军、迟阳娟、李学智、魏育新、李书记等人,从北京出发,经河南河北,陕西到四川,走了四川的巩县,云南的盐津、昭通,贵州的威宁、六盘水、盘县、六盘水,经平坝到贵阳、花溪、毕节、威宁(路遇百年暴风雪,被困半月),云南的会泽、昆明、大理、丽江、永胜,四川的攀枝花、西昌、雷波,到达成都。历时两个月,共拍摄了8×10英寸彩色照片《三线III13张,《大三线》12×20英寸彩色照片四个系列和《风月》一个系列。

以上的作品中有一张作品需要特别提一下,就是《宿舍》。三线的整个拍摄就是从这张作品开始的。那是2003年夏天在成都外的龙泉拍的。20043月在北京的东京画廊举办的《光·时间·空间》展览上展出后,被岳敏君收藏了一张。这一张就像《水浒》里的潘金莲的故事,在《水浒》里只是一个章节,却演绎出《金瓶梅》的经典。这一张翻开了整个《三线》系列的烟尘。

我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我没有能力和勇气再现整个三线建设的真是还原,我所能做的无非是讲讲寓言故事罢了。也就是在一个真实的场景中虚构一个三线的故事,并在这个故事中留下一些破绽,让观者找到一些线索,希望观者用历史主义的方法去解读作者的观念。这种方法其实是一个很“革命”的方法。如果要打倒谁,先就拟定一个这个人的观点,后再去批判这种观点,而那个“谁”觉得冤,就拼命地为自己辩解。在辩解的过程中就露出破绽来了,这时要打倒别人的人就抓住这个破绽。由此突破,把这个人真正打倒了。据此看来,“破绽”是极其有用处的,就像原子反应的最初状态也是把完好的原子掰下一块,留下缺口形成原子反应,能量巨大。那么,在我的照片中所提到抛置的女孩就是那个“破绽”。真像是永远不能揭开的。三线建设在当时是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完整的体现了国家意志,但它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特别是这个代价的含义是以牺牲人为代价,仅修一条铁路就死了上千人。牺牲人性为代价――多少两地分居的家庭,多少不能受到教育的子女。牺牲健康为代价――多少因污染而得职业病倒下的身躯。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几乎所有的三线企业都未有环境治理的投入和规划,基本上是工厂和宿舍混在一起。是光荣梦想也是苦难,苦难得只能用唯美的女性来掩盖和粉饰,我说不出话。

我们从那儿来?为什么我们不能审视自己的历史?一个不能用历史主义来看待自己的民族何谈展望未来。今天,是一个愿望过剩的时代。与其求助神灵和运气给自己以后一个多余的企盼,还不如认真地清理一下灵魂成长的房间――难忘那些走过漫天霜雾的漆黑的夜晚,虽然每小时只能走几公里,但我们穿过的是历史的烟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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