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城手记

21世纪最大的城市病就是精神疾病。近20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大量的膨胀，主要是以两个博弈为主线的：一是民间资本与国家利益的博弈。政府鼓励人民发家致富，调动起了人们对物质财富的疯狂追求，然而国家却以的政策规则把这种由民间力量创造的财富转化为国家的利益，并牺牲这些创造财富的人为代价。使之具有“原罪”。二是地方利益与中央政治之间的博弈。中央与地方实行分税制。这是世界上少有的制度，这样就使地方经济有了疯狂发展的欲望。在其过程中也就产生了“原罪”。一旦地方的利益与中央的利益产生矛盾。也只有用“原罪”的方式来牺牲地方利益的代表。从而换得了各地的发展。中国，用20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200年走过的路。在两个大的博弈中，我们的城市空前地发展。它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它不光改革了物质的城市，它更多带来的人的精神上的疾病：比如没有道德底线，警察与小偷组成利益共同体。以牺牲女人和男人的尊严而求得的发展，对环境造成的污染，人和人的关系变得冷漠、隔膜，对传统美德和礼仪的反叛，等等。这些都是“病城”。对此，艺术家是无能为力的。而唯一能做的就是用影像在表达对这些问题的批判和反思。

 

 

首先，我们的影像要具有“现场”。在西方用“符号”来概括中国因素的时候，我们把设定好了的“观念故事”或称寓言故事放在波澜壮阔的城市观场之中，然后将之拍下来，这种拍下来的影像就是具有了某种设定好的确定感和现场发生的未被设定的不确定感。这正好隐喻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的国家确定性和发展带来结果的不确定性。其次，我们的影像要具有“空间”。 我是学建筑出身的，对空间的理解要优于常人。我们用十几、二十张8×10的底胶片对一个现场进行解读。水平视角大于210°， 垂直视角大于101° 。拍好后再用数字暗房将其拼接起来，给人以“超空间”的感觉。这一方面是表达中国发展的超实验性。 另一方面是表达中国人的社会性， 须知，中国人的生活比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更具社会性，也就是说有某种社会的“血缘”。再者，我们的影像要具有“时间”感。正因为中国的发展太快，所以它的每个时间的断面都浓缩了在两大博弈中产生的各种后果的片段，浓缩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断面。因此，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往往是跨时间，跨地域拍摄。即便是在一地，也是多焦点多场次的拍摄。然后将其拼装在一起，形成中国社会的“浮世绘”。

 

值得欣慰的是，我们有了摄影的手段。能够把对中国当下的许多问题表达出来。至少我们从图片上感受到的精神不再是一个人的疾病， 孤独也不是一个人的孤独，而是群体的孤独。“病城”是一个虚设之城，是一个艺术家对于集体无意识的反思，感受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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